高校教育研究机构的一种新模式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简介
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一直是高等教育研究乃至整个教育研究中的通病。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兴起和繁荣主要是源于实践的需要,但当我们确立了学科地位,有了相当的专职研究队伍和人才培养体系后,高等教育研究如何更好地为实践服务这个问题就成为学科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上海交通大学高教所在发展中形成了一定的特色,简要介绍如下。
一、发展历史与现状
上海交大高教所成立于1985年,当时高教所的定位很明确,主要为学校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同时进行基础理论研究。从1985至1999年间,高教所属于学校的事业单位,享受学校机关待遇。在宓洽群研究员和陶爱珠教授等前任所领导和学科带头人的努力下,高教所成为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咨询机构。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高教所在高等学校管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宓洽群研究员在高等学校教学理论和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方面提出过一些有影响的的观点,并在国内举办过大学教学论的研讨班。陶爱珠教授较早在国内启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于1993年出版的《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专著,成为目前国内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广泛引用的参考书。1999年出版了姊妹篇《攀登――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
全所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0名,行政管理人员1人,其中有博士学位者3名,硕士学位者5名,教授(含研究员)1名,副教授4人,有3人在国外有长期研究和学习经历,2人获国外博士和硕士学位。校内外兼职研究人员8名,全部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
高教所1998年申报到高等教育学硕士点,1999年正式招生,现有 20名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有:高等教育管理、高等工程教育、高等教育规划、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生教育等。
近年来,高教所承担了九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教育部科技委软科学咨询项目:"科教兴国的实施战略研究"、"面向21世纪的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访问学者制度研究";云南省政府省院省校合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云南省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上海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研究"等。每年均有上海市教育科学课题立项。有多项成果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和上海市教育科学成果奖等。
二、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高等学校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竞争越来越激烈,需要高等学校在战略上有清醒的定位和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高等学校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学校管理必须完善咨询、决策、执行、监督等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环节。目前,高校咨询机构的建设在我校和其他高校受到了重视,而且上海市高校中设有规划发展职能部门的学校已建立民间联谊组织。
我校在1999年的机关改革中,在国内高校中率先成立了规划发展处。全校的机关从34个缩减到19个,其中唯一增加的处室就是规划发展处,由高教所和党委政策研究室合并而成,规划发展处是一个咨询部门,没有行政管理职能。现在高等教育研究所与规划发展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人员编制有机关和教师两种形式,但承担的任务完全一样,都同时承担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决策咨询,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任务。
高教所和规划发展处的主要职能有:开展学校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学校发展规划;进行重大问题调查研究,为学校决策提供咨询;从事高等教育基础研究,跟踪世界著名大学;进行宏观高等教育研究,为政府提供高层次决策咨询,培养、培训高等教育研究和管理人才。
处所合一的体制,为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提供了不少创新的空间,如高等教育管理学在基本理论讲授完以后,邀请校领导和人事处、研究生院、高新技术产业办公室、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等职能部门的领导作讲座。从2001级开始,有一半的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即凡由兼职导师带的研究生,所里都配一导师,该研究生的选题由兼职导师决定,日常工作由所内导师负责。高教所为1999和2000级全体学生提供了助管和助研岗位,在2001级学生中实行竞争上岗,提高了其生活补助。同时,借鉴我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在我所研究生中除重视开题报告和中期检查外,还实行预答辩制度。
三、主要优势与不足
处所合一的模式较好地解决了理论难以联系实际的问题。近年来,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曾经以寻找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中介为主题召开讨过论,我们认为,中介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要根本解决问题需要从体制上给予保证。
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是到了从学科建设、尤其是研究生培养模式上进行改革的时候了,高等教育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有所分工,两翼都应该形成鲜明的特色。应该借鉴美国高等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的模式,使一部分高等教育学研究生专业学位授予点向培养应用型人才转向,使一半以上的硕士点成专业学位硕士点,培养高等学校的职业管理人员,而这种职业管理人员的培养需要大量的实践环节。我校处所合一的体制也许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模式。
以处的名义开展工作符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校情调查,参与学校重大活动,资料收集等方面更为方便,与相关职能部处的联系更为密切。
在实行新体制的初期,大家也产生过一些困惑,如研究者与决策者离得太近,是否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应用性决策咨询课题太多会不会降低理论研究的水平,行政机构与学术机构合一是否有利于学术的发展等。经过近3年多的实践,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研究的经验,我们坚信高等教育学的原创性成果应该来源于实践、应用于实践。